“向教育传统致敬”系列评论

尊师敬教之风要代代传承（之一）

单承彬

    【编者按】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成为时代强音。其实，每个人都是携带着传统的基因从历史中走来，中国教育也是如此。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夯实了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教育传统不能被忽视更不能轻易舍弃，相反要做好守护与传承。从本期开始，我们陆续刊发“向教育传统致敬”系列评论，与各位一起回望历史，放眼未来。

     尊师敬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经济和教育高度发展的今天，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最近，湖北来凤、河南济源等地发生的学生或家长持刀袭击老师事件，令全社会震惊。此外，不要说老少边穷地区，即便是发达都市，也常有教师维权事件的发生。当今社会，从政府机构、媒体到普通民众，对于教师这一职业还有许多不尽一致的看法。因此，还有站在时代高度认真探讨尊师文化的必要。

    多年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初中时期的老师陈秋影先生的信中说：“尊师敬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师敬教”和通常我们讲的“尊师重教”仅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教师工作的深刻理解，饱含了他对老师、对教育的一片真情，是对我国传统尊师文化新的阐释。

    尊师敬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兴旺发达，必须具备持久的精神力量。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一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来自我们对崇高价值观念的共同认可，即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一旦缺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上升阶段，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教育是培育社会价值观的主战场，教师是引导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的生力军。教师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会通过一言一行展示给学生，帮助、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所以说，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只有真正做到尊师敬教，才能赋予教师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成就一支高质量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教师队伍；也只有尊师敬教，学生才会自觉以老师为表率，让老师的爱心、智慧点亮其心灵。在一个不能尊师敬教的社会氛围中，学生从老师身上看到的无非是猥琐和屈辱，老师则成为学生奚落、嘲笑甚至鄙视的对象，如此又怎能捍卫“斯文”的尊严？

    尊师敬教也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展很快，取得了瞩目成绩，今后还有更多工作要做。《礼记·大学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人认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激发受教育者深潜于内的人性之善，并使其持续不断地提升发展，从“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至善”的最高境界。在此过程中，教师就是那个能够激发“人性之善”的人。惟其如此，古代特别尊崇教师，甚至把教师看作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源泉。

    教师是教育的主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唯有教师对教学内容和受教育者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该给教师最大的尊重。当前，围绕教育教学评估、考核、验收之类制订的各种具体标准和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形成对教师工作的某些干扰，当引起必要的关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要更充分尊重教师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劳动，让他们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尊师敬教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所在。所以说，教育不公平是社会的最大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既包括学生、家长，也包括广大教师。教师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非仅仅表现在生活、工作条件等方面，也包括社会对于教师工作的不理解。有时候，不理解才是最大的不尊重，教师受到的伤害，往往不在皮肉而在灵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教育，是师生间长期的心灵交流和碰撞。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就是一批布道者，不能用追求短期效益的思维来要求教育工作，也不能简单地把追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当作“尊师敬教”的全部。我们要切实关注、关心教师的职业发展和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作者：单承彬，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教育报 2017-3-22】

传道乃教育第一要务（之二）

赖配根

    我们向“传道”的教育传统致敬，不能只停留在惋惜、怀古的层面，而应重新激活这一传统的生命力。

    什么是教师或教育的第一任务？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传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的《师说》，就把“传道”摆在教师职责的首位。

    古人所谓“传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育人”。在古人看来，教育、学习的根本宗旨，是学“做人”。所谓“传道”，乃是教人如何做人、做完整的人、做圣贤一样的人。儒家经典一再强调“为己之学”，荀子提出“君子之学为己，小人之学为人”。《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腹有诗书气自华”“富润屋、德润身”，则是这一教育理想的通俗表达。当然，“为己之学”并不排斥可能获致的外在功利效果，只是强调“求道”是目的、是根本，要以“正其谊”“明其道”的精神“谋其利”“计其功”。

    中华历史上的伟大教师，莫不以“传道”为第一要务。被后人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在颠沛流离之中，未尝一日或忘用身教引领弟子们亲近斯文。宋明理学家更是提出：“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北宋以来书院教育的理想，就是培养圣人。

    伟大的教育熏陶出伟大的人才。中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莫不以求道为求学之本。王阳明十几岁时，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慨然答曰：读书的第一等事，乃学做圣人！近代革命烈士林觉民认为读书是为求救国之道，而非考取功名，13岁时参加童子试，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即离开考场。“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教育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求“道”、信“道”、弘“道”乃至殉“道”的文化基因，才有“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才有中华文明几千年历经磨难而仍朝气蓬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明的繁荣。中华文明的崛起，则有赖于以“传道”为首务的教育传统的复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是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善于“传道”的教师，不但自己首先要能明“道”，而且能够悦纳、践行所明之“道”，自己就变成“道”的化身。这样的教师，才会成为学生心悦诚服的人生导师。然而，何者为“道”、何“道”为高，在价值多元、众声喧哗且自以为是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要一以贯之、一往无前地躬行实践。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国梦，无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弘道之主题。

    随着现代化、世俗化浪潮的铺天盖地，今天的普通教育，已不可能回到师道尊严的过去，教师不再被视为“道”的化身，师生平等是时代大势。但是，若社会、家长、学生仅仅把教师当作提高考试分数的工具，“传道”就成了奢谈，“育人”就成了个别教师的良心活。

    我们向“传道”的教育传统致敬，不能只停留在惋惜、怀古的层面，而应重新激活这一传统的生命力。实际上，随着物质的丰富，新一代学生对情感、精神、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反而更为强烈、多样，只关心分数的教育常常遭到他们的反抗，“传道”作为教育核心任务成了时代重大且紧迫的课题。一些大学生精神空虚，对生命意义无感、人生迷茫，已经向重“器”轻“道”的教育敲响了警钟。

    “传道”是双向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一方面，教师要有学识魅力，更要有人格魅力，自觉接受文明的教化，陶冶脱离、超出庸俗的生活情趣爱好，怀抱仁爱为本、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提升见贤思齐、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家长、学生对教育和师道也要有起码的尊敬，这不是对个人的盲目爱戴，而是对文明的应有敬意。理解“道”、接受“道”、践行“道”，是只有在比较亲近、融洽的教育关系中才可能实现的。信仰因“信”而有力，因“爱”而深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没有能弘道、化道之“仁人”，我们难以感知“道”之崇高、伟大、壮美，也就无从“信”道。同时，伟大也要有人懂。子贡为孔子守墓6年、程门立雪等，虽世殊事异，不可也不必模仿，但其中敬仰“师道”、尊重斯文的精神，却穿越古今而熠熠生辉。

时代向“传道”发出邀请，我们以及学校准备好了吗？

（作者赖配根，系《人民教育》副总编辑、编审）

【中国教育报 2017-3-23】

“好学”是教师“诲人”的前提

（之三）

王木春

    教师的“教”与“学”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学”不单指向学生，也是为人师者自始至终的必修课。

    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自身不断地进修业务，应该是一个常识。回顾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史，“好学”一直是历代为师者坚守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常识”或“传统”在当下却面临挑战。

    平时，我极少见身边的老师拿起或谈及任何一本教材之外的书。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师分享读书心得，讲座结束后，就听到隔壁办公室某老师高声说：“教书匠领这点工资，读什么书？神经病才读书！”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好像刚做了一件丢人的事。

    此刻，我又想，倘若孔子活在今天，听见这话，将说些什么？会不会忍不住呼喊：“天之将丧斯文也！”

    孔子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书匠。《论语》开篇即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又自白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在他看来，教师的“学”是“诲人”的前提，也是职业快乐的源泉。古代另一位了不起的教书匠是朱熹。他提倡教师要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身体力行，在为官与讲学的间隙，勤学苦耕，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影响后代深远。

    孔子和朱子，均兼有名师与大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从他们身上，我们触摸到古代教师“好学”的优良传统。《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故曰：教学相长也。”可见，教师的“教”与“学”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学”不单指向学生，也是为人师者自始至终的必修课。

    教师的必修课，还有一个“德”字。孔子终生讲“修己”“克己”“正身”，围绕的圆心就是“德”，即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为教师的孔子，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安贫乐道，直道而行，乃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执着等品质，足为世代师德楷模。孔子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两点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一是重视“自求”，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二是强调“自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后来朱熹也说过：“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都说明了个人反省的重要性。

    当前，国家制定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教师的行为做出多方面要求，这是必要的。但这些规范都是些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倡导的“自求”与“自省”，恰好是对《规范》的一种必要补充。

    道德修养离不开教师个人的“自求”“自省”，知识的提升亦然。我还是年轻教师时，也漠视个人学习，理由是待遇低，高考成绩与读书不相干。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学习之于职业、之于生命的意义时，外界的逼迫往往是徒劳的。

    无论是学而不厌，还是注重道德修养，这些教育传统到了近现代，在不少教师的身上依然延续着。民国时期教育的成功，重要原因在于，那时候从大城市到普通乡村，都活跃着一批好老师，甚至大师。他们学问深品行高，在逆境中自强不息。钱穆中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到无锡的农村小学任教。但钱穆并未消极应付，他决心走一条自学成才之路——“一意自读书”。他白天上课，晚上静心苦读古籍。10年的农村小学教师生涯，钱穆博览古籍，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书画大家、著名学者启功也因家境艰难，初中毕业后就去从教。初登讲台时，他的恩师陈垣教他“上课须知”，其中一条是：字写不好，学问再大，学生先已看不起。一次，启功在批改作业，陈垣对他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启功深受刺激，从此发奋习字，终成一代书法大家，且在古典文学等领域卓有成就。

    如今，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启功为北师大亲笔书写的校训。秀挺的一笔一划之间，让人仿佛看到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的教育传统在闪光。（作者王木春，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教师）【中国教育报 2017-3-24】

用传统养分润泽新型师生关系（之四）

陈先哲

    与其缅怀过去时代的师生关系，不如向新时代致敬，并建立起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师生关系。这种新型师生关系可能并不以哪方为中心，而是教师与学生平等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中。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师生情更是类似于亲情一般的存在。师生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帮助，携手前行，在教育史上也有不少佳话流传。但如今，“断绝师生关系”“师生互怨”却不时见诸报端，师生关系似乎正变得寡淡甚至异化。

    师生关系变得寡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时代变迁。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人们网络化生存渐趋常态，社交网络时代已经正式到来。因为交流方式的改变，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得疏离，师生关系也不例外。彼此之间也不免抱怨：教师抱怨很难进入学生的“朋友圈”，从而更难走入他们的内心；学生则抱怨教师多是上完课即匆匆走人，吝于更多时间的付出。

    但是，很多人看到了社交网络时代为师生关系带来的困扰，却没有看到这个时代变迁可能带来的教育观的本质改变，从而为构建一种更为良好的新型师生关系带来可能。不可否认，在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实践中，所贯彻的都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它突出教师的作用，强调教师的权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视作消极被动接受的客体。但是，进入社交网络时代，老师和学生的界限在逐渐模糊，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甚至在很多问题上完全可能超越教师。因此，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传统角色受到极大挑战，并直接要求师生关系转型。

    与“以教师为中心”相对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强调学生在教育中的地位，并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教师的知识霸权，强调学生接受自然教育与社会教育，让学生亲身体验生活，这对于调动学生在教育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引导学生自我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我国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很难得到真正贯彻，甚至常常是有名无实。

    因此，对于师生关系而言，社交网络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所蕴含的价值可能远胜于冲击和挑战。而且，教育内部环境的顽梗不化很难通过内部自发的力量改变，正需要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质变，从而向构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进发。与其缅怀过去时代的师生关系，不如向新时代致敬，并建立起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师生关系。也许“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很难一步转型到位，但在淡化教师知识权威和尊重学生创造性的探寻过程中，有望建立一种“我—你”的对话型师生关系。这种新型师生关系可能并不以哪方为中心，而是教师与学生平等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中，将进一步促进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关系中的平等化。

    然而，教学不等于教育，教育远大于教学。师生教学关系的平等化只是一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以此进一步构建符合教育本质的师生关系。无论是指向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的调查中，对理想师生关系的形容常常是“亦师亦友”。“师”代表着对爱心的期待，而“友”则代表着对陪伴与理解的渴望。因此，这种新型师生关系的第一个关键词应是仁爱：教师对学生有仁爱之心，学生才会拥有仁爱之心。第二个关键词应是陪伴：放下教师的权威，懂得在社交网络时代创新陪伴方式的教师，才是理想师生关系的推动者。第三个关键词应是理解：真正的理解来自于心灵的沟通，在社交网络时代如何互信和理解，决定着新型师生关系的品质。

    有教育家曾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用这句优美的话来诠释这种新型的理想师生关系，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不惧技术的挑战，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交流方式，但人类灵魂交流的需求却是永恒的。我们不惧时代的变迁，要善用时代变迁的机遇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用美好的教育向时代致敬。（作者陈先哲 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教育报 2017-3-28】

承续知行统一的教育传统（之五）

                 慕朵生

    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教育中关于学思互助、知行统一、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与生活更好地结合，重现生机与活力。

    古人云：道不远人，斯文在兹。西哲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通过传授知识，拓展人的生存技能，提升人的生命品质。进而言之，教育须以人为中心，要与活泼泼的生活相结合——脱离生活的教育，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教育大国：一则高度重视教育，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二则大力普及教育，乃至“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三则教育理念发达，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温故知新、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提出之早，运用之妙，世所罕见。特别是往圣先贤关于学思互助、知行统一、教育和生活相结合的理念，最切近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客观而言，学思互助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说，只重学习而不重思考，会使人陷入迷津、茫然无措，即使习得知识，也只是个“书橱”而已。同样，只重思考而不重学习，会使人陷入狂想、精神疲惫，即使有些新想法，也因没有广博的知识作为支撑，不能落到实处、成就事业。所以，学与思不可偏废，而应互相助益，正如王船山所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

    而且，知行统一既是恰切的学习方式，也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知识易于掌握，道理易于明白，关键能否用于实践、付诸行动。针对“知易行难”的特点，古人特别强调知行统一，注重博学笃行。类似格言不胜枚举，如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王阳明更是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是说，对于知识和德行，老师言传身教，学生真知力行，民众表里如一，方是最成功的教育。

    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抑或国外的教育发展经验，真正的教育都没有离开生活，而是融入师生的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学思互助，抑或是知行统一，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格健全、德行高尚的君子，塑造修齐治平、经世济民的英才。达此目的，需要在“事上磨炼”，实现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既与个人的生命、生活相结合，更与家国天下的大生命、大生活相结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事实上，古代的教育，并不是今人想象中那般枯燥，以为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样高大上的“六经”教育，实际上也有“礼、乐、射、御、书、数”等生活化的“六艺”教育。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陶行知，很好地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又积极吸纳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教育理念。关于学思互助，他说：“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关于知行统一，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关于面向生活，他说：“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他特别重视教材生活化，认为“初年级的学生，多数的生活力不能从文字上取得，若受文字的限制，生活便枯燥无味”。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的功利性、短期化现象日趋严重，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忽视了与活泼泼的生活相结合，以至于教师填鸭教学，学生死记硬背，学思结合不足，知行统一不够。部分教材内容脱离生活、枯燥无味，部分原本是提升审美情趣、陶冶情操的课程，却变成了考试课、加分项，等等。这些都有违教育的本质与目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梳理和致敬中国传统教育关于学思互助、知行统一、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与生活更好、更紧密地结合，重现生机与活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仍是时代灯塔

              桑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对我们民族学习精神、进取精神的一种总结，是用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话语对我们的要求和鼓励，永远不会过时。

毛泽东同志几十年前给小学生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座右铭，也成为几代人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动力。这个题词不仅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位公民，应该成为一种精神传承。

对于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孔子早就有论述。他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认为“习”以移其“性”，人性本来都很接近，是后天的学习使每个人有所差异。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才不因学习而改变。人非上智亦非下愚，何不“习”？为强调学习对于任何职业或任何人群的普适性，孔子还把工匠在店铺的劳作学习和君子的学习相类比，认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还系统阐述了学习之于不同性格人群的重要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他认为，任何性格喜好都有不足之处，都必须通过学习方能加以有针对性的弥补。

从中国哲学层面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我们实现内在超越的必要，也是我们自强不息的表现。在中国哲学中，内在超越是儒家独有的超越意识和超越方式，表达了先哲在价值观方面的基本态度。这与西方传统文化在现实的生存之外去寻找终极意义不同，内在超越是从现实的生存本身去寻找终极意义，落实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指明了人生的基本价值导向，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之一。“内在”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和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人们不必寄希望于外力的拯救与超拔；“超越”促使人们要有追求的方向，要设定自己的价值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西方哲学中，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在天国，不在人间；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楷模不是“人”而是“神”。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学习”作为一种内在要求，把“向上”作为一种超越的目标呢？“向上”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目标。人生在世，当志存高远。人生的目标越高，动力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获得大的成功。没有方向，失去进取的目标，最终必将走向迷茫。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只有学习，才能够每天都有进步，都有收益，才能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目标。

《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讲的是世界观问题，表述的是对世界总体的理解；“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的是人生观问题，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做人。到底应当做什么样的人？就是要做自强不息的君子。这种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的意识，无疑是中国哲学核心所在。它代表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帮助我们民族走过一道道难关，坚忍不拔地向着光明的未来迈进，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自强不息”强调的是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每个人的成长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支撑起中华民族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我们的“好好学习”正是一种“自强”的表现，是奋斗不止、努力追求。我们的前途靠什么？靠比他人付出更多去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对我们民族学习精神、进取精神的一种总结，是用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话语对每个人的要求和鼓励。中国传统精神永远放射光芒，是我们民族前进中的灯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桑哲，系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向我们的文化传统致敬（人民观点）

——于传统中筑牢文化自信①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7日   05 版）

中国新年，带动世界进入“春节时间”。中国风吹遍九州，中国红红遍世界，春节跨越国界、引发共鸣，成为“世界节日”，正在于它所承载的，是扎根神州大地的“中国价值”，是立足千年传统的“东方智慧”。这样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发展壮大之源，亦是面向世界、走向未来之本。

近年来，中国发展令世界瞩目，支撑古老中国骐骥一跃的，有道路选择、有理论引领、有制度优势，也有文化力量。中国古代有“九鼎”之说，这些国之重器，不仅是政权象征，更是文化赓续、文脉传承。由商周而汉唐、而宋明、而今日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精神九鼎传承不绝，成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本版今起推出“于传统中筑牢文化自信”系列评论，与您一起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编  者  

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力求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春节之际，催动无数人返乡脚步的，也正是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文化基因”。近年来，从教育部提出“书法进课堂”，到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从语文教材中加大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比例，到各种以传统文化建设乡村的实践……越来越多人饮水思源，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追寻文化水脉、瞩望文化复兴。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地基和屋顶，都因文化而来。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滋养“不虚、不私、不妄”的真情；以古代典籍中的典故、名句，讲述治国理政的道理；要求“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念兹在兹，正是因为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因而视之为“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喻之为“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毋庸讳言，我们有过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困惑与犹疑。中国历史上，有“三晚”之说——晚周、晚明、晚清，都是社会文化断裂期。1842年，英军陈兵南京城下，中国被抛入“全球时间”。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抗争、变法，经革命、战争，经建设、改革，不到200年时间里，中国文化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及至今日，面对传统，人们往往有“雾里看花”之惑；面对世界，又难免有“乡愁何寄”之困。在不少人那里，“中国风”不过是丝绸、水墨、大屋檐的符号堆砌，节日的行礼如仪敌不过电商促销的广告，人际的传统美德被消费社会的物质战车甩在身后。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疾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游弋，我们急需重新定义自身。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括文化的复兴。今天，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进程、借助现代技术，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不是抱残守缺、闭关锁国，把传统等同于“复古”“守旧”；更不是“去中国化”、毁古搬洋，把传统一概视之为“糟粕”“落后”，而是要返本开新，看到我们是站在五千年的文化河床之上、是扎根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土层之中，以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仅孕育了这个从未中断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之文明，而且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一个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奇迹。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所在，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更是我们弘扬传统面向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向我们的文化传统致敬，我们以独特的智慧和价值屹立东方。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从周易的“阴阳相生”到孟子的“民贵君轻”，礼乐相和的精神、天人合一的哲学，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架构起中华民族的心灵空间。四大发明传入西方，被英国哲学家培根誉为“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在西方巡演，京剧的魅力震惊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文化随着中餐、汉字、孔子学院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架设起沟通东西世界的桥梁；2017年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绽放中医影响力……中华文化也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基因，打开着全人类的文化场域。

向我们的文化传统致敬，我们以包容与创新的气质走向未来。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过去的也是未来的。以丝绸之路为例，它不仅是一条通商道路，也是一条文化纽带。唐代的长安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国际性城市；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带回“麒麟”（非洲长颈鹿），南京城万人空巷一睹真容。今天，“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勾画宏大愿景，同样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与创新发展。有学者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不断与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相融相生，最终形成一个极其丰富而巨大的“时空存在”，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整合力、包容力和创造力。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中华文明不仅在器物上曾给世界巨大贡献，在精神上同样能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用历史滋养“新的时间”（人民观点）

——于传统中筑牢文化自信②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8日 05 版）

内在的文化，将我们与过去相连接，并因而拥有一种“产生新时间”的能力，在寻找心灵原乡的同时，向着更加开阔的天地奔涌而去

新春伊始，《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第二季热播，能记诵2000多首诗词的女高中生惊艳大众，很多人在微信中玩起了“定制专属诗”……传统诗词，以这样的形式让人们感受诗心、让时代浸润古意。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渴慕，由此可见一斑。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传统的箭，说到底是射向未来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传承发展，才能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正考父三命而俯”的故事，告诫领导干部要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勉励党员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俯拾即是、信手拈来的用典，正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

戚戚于“故园何处”的浓浓乡愁，痛心于文物被拆的历史记忆，痴迷于古典名著的精神追求……涌动在现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是文化的“还乡”与“寻根”。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井喷”，需求增加也凸显“供给侧”的不足。当前，对于开掘传统文化，还存在“三化”的问题。一是“功利化”，忽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公益性、教育性，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赚钱牟利；二是“庸俗化”，恶搞戏说历史事实，大肆解构历史名人，任意颠覆文化常识，扭曲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三是“简单化”，不顾时代特征，不辨精华糟粕，对传统文化盲目推崇、照搬复制。那些既无历史又无文化的新建古城、古镇，那些唯利是图、喊出天价的私塾、读经班，一拥而上争抢名人出生地，荧屏充斥胡编乱造历史剧，都是这“三化”的现实表现。凡此种种，非但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反而让文化失色、让传统蒙尘。

应该说，传统文化植根于历史语境，原样照搬到现代社会，很可能水土不服。更何况，传统从来就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的，我们总是在“发明传统”。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创新，也正是通过古今对话来变革政治理念、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由文化复兴迎来全面复兴。放眼中国，学者费正清曾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具有“改革的能力”，能“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追寻传统并非一味复古，而是需要对传统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把传统文化的枝丫嫁接到现代中国的植株，让传统文化进入时代血脉。

让传统文化进入时代血脉，需要激活“价值基因”。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奇迹，却也伴随着心理失衡、价值失序、行为失范等问题，而矫正价值航向、涵养价值共识，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市场需要注入“以义为利”的道德血液；面对庸俗的拜金主义，社会需要标注“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建设山明水秀的美丽中国，政府需要树立“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面对一些人精神苦闷、价值虚无的“现代病”“西方病”，当今中国道德的重建、价值的重塑、心灵的重整，都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思想理念的润泽与滋养。

让传统文化进入时代血脉，需要舒展“生活场景”。传统文化既不该仅仅置于展厅，更不该胡乱堆放库房，前者只适于观赏赞叹，后者更无异于明珠投暗，而是应该真正成为融汇于日用伦常中的“活的文化”。流动时代，亲亲为大，“常回家看看”承欢父母膝下；陌生人社会，与人为善，给保洁大姐、快递小哥一个笑脸；网络世界，慎独慎隐，让虚拟空间更清朗……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理应如此“水乳交融”。我们不可能回到穿汉服、着唐装的时代，摆几本线装书、放几个假古董只是附庸风雅，更遑论风水堪舆、求签问卦之类。让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活场景，转化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组成部分，才是最好的传承与发展。

哲学家认为，内在的文化、意识，将我们与过去相连接，并因而拥有一种“产生新时间”的能力。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需要回溯所从来处，开掘精神的河床、寻找心灵的原乡，最终向着更加开阔的天地奔涌而去。

文化建设要多些“历史耐心”（人民观点）

——于传统中筑牢文化自信③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05 版）

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如此巨大，精神世界如此活跃，正是文化建设无尽的矿藏、不竭的动力

春节期间，全国上千个城市禁放限放烟花爆竹。“前村后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的景象或将成为历史，而共坐守岁观春晚、指尖飞舞抢红包、阖家驱车寻胜景，已成为新春新风景甚至新传统。无需拉开太长的历史视野，我们就能感受到习俗、传统的悄然改变。

所谓传统，既有传承，也有创制，恰如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唐诗宋词，传统的河流行经不同的时空，往往会形成一脉相承却又独具特色的经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千年生生不息，传统文化可谓“别具一格”；而面向未来，更需要让传统文化在新的土层中“别开生面”。为明天沉淀下这个时代的文化精华，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文艺工作时曾指出，“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这也未尝不是对整个文化发展的期许。时代脚步匆匆，“资源”“成本”“收益”“价位”成为砝码，既带来市场标价的激励，也带来趋利若鹜的忧思。一个例子是，阅读量成为不少新媒体的“唯一标准”，于是内容则胡编乱造以夺眼球、标题则“触目惊心”以博点击，更有故作惊人之语而不顾“三观”、不忌“三俗”者。不管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是粗暴的“功利主义”，浮躁的背后，都是对传统的轻慢、对文化的辜负，这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底色，也影响到时代的文化样貌。

这两天，《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冠军武亦姝惊艳大众，不仅是因为2000多首诗词的记忆量，更是因为她身上那种“闲看花开花落，漫随云卷云舒”的从容淡定，有网友评价，她满足了人们对“古典才女”的所有想象。公众对这样一种古典气质的激赏，也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中那种沉静、厚重的向往。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两对关系，就是“道与器”“静与动”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者指向的都是撇掉浮面的泡沫、守住精神的根基、看到现象的本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让多少人沉下来，培厚了心性修养；“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又让多少人静下来，涵养了文化品性。这样的“文化根性”，正可化解浮躁，塑造我们时代的文化气质。

今天的文化建设，需要多一些“历史耐心”。让今天的文化成为明天的传统，这是必须的胸襟和气度。面对市场经济大潮，面对网络世界的洪流，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如果没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文化定力，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化追求，怎么能沉淀出新的经典，让后人如我们今天吟咏唐宋名篇一样，沉醉于我们的创造？如果不能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又如何打开我们的精神世界，涵养出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魂有定所、行有依归的核心价值？丢掉了深刻的思考、放弃了社会的责任、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即便收获盆满钵满，也终究是一阵风就能吹走。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文化与时代的“对位”。正在进行的春运，近30亿人次的世界最大规模短期人口迁徙，换个角度看，也是安土重迁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写照。而当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有了“网民”这个新身份，网络世界、数字时代又会为文化景观和心灵图景涂抹怎样的色彩？当代中国，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如此巨大，精神世界如此活跃，正是文化建设无尽的矿藏、不竭的动力。“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开风气”的眼界，都是为了在传承不绝的文化谱系中，定位这个时代的所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代”。上个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都提出“新轴心时代”概念，认为在21世纪，世界文化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贞下起元，利有攸往。今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崛起；中华民族之复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复兴。而这，正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自信所在。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