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来，民办教育在中国重新发展壮大。无论是政策的逐步放宽、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人们日渐宽裕的经济实力，还是教育多样化的理想要求，都为各类培训班、特色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教育公平

2019年9月，赵思涵查询了自己最新一次的托福考试成绩：119分，在考查的听说读写四个项目中，只有口语被扣了一分——她几乎拿到了应试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分，这意味着，在即将来临的常春藤申请季里，她将非常有优势。“我兴奋得在床上打滚。”赵思涵说。

赵思涵的目标是斯坦福，她说，“过去十几年来，要不要转学、要不要出国、要选择哪个国家、哪所学校，从来都是我自己做决定。”

赵思涵最早的决定，就是5岁那年去她家小区新开办的民办双语幼儿园。此后12年，她的“非常规”成长之路，也都在民办学校中度过。

1978年来，民办教育在中国重新发展壮大。无论是政策的逐步放宽、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人们日渐宽裕的经济实力，还是教育多样化的理想要求，都为各类培训班、特色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据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35万所，占全国比重35.36%；招生1779.75万人。据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计算得出结论，2012年以来，民办教育以约1%的公共财政资金为社会提供了约18%的公共教育服务。“就社会整体作用而言，民办教育对社会的贡献绝对占据主流。”吴华说道。

从1952年的“全部接管”，到1987年“办学的补充”，再到当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教育本身的求变求新，渐成一条搅动中国教育行业的“鲶鱼”。而民办学校、民办教育行业这几十年来的演进，亦折射出中国社会数十年变迁下的百态神情。

“吃螃蟹”的人

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1987年7月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

尽管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了相关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的指导文件，但在1990年代之前，市面上能见的民办教育机构，仍然是如高考补习班、英语补习班等课外培训班。

1992年，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亚学校拿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张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但民办学校二十余年来的“全面开花”，却滥觞于1990年代民营经济腾飞的珠三角。

赵思涵所在的广东碧桂园学校，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2018年，赵思涵决定从湖南长沙转学来到这里：“感觉广东有更先进的教育，来这边看过学校后，我把决定告诉了爸妈。经过家庭投票和学校选拔考试，我就一个人过来了。”

在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版图中，佛山可称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高地”。据2018年底公布数据显示，佛山全市已拥有民营企业27万户，按照当地“六七八九”的说法，民营经济给佛山贡献了六成的国内生产总值，七成的税收，八成的工业增长率和九成的企业数量。

民办学校里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就来自于1990年代初期佛山本地乃至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

小平南巡后的两年间，珠三角片区先后出现了二十来所民办学校。这些名为“华美”“新世纪英才”“华夏”“超能”的学校，在创立之初，就因大规模的投资、高昂的收费和全寄宿制的学制，引起了公众关注。

1994年，作为这批民办学校其中之一的广东碧桂园学校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学校“元老”之一、校长程晋升说，学校朝着“高端”“国际”“强调品质”的方向营造，是因为民办学校早期的发展，就是为了那群“先富起来”的人。

“有一定经济实力，却仍忙于创业无暇顾及儿女；找不到挤进公办好学校的门路，又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教坏、被绑架。”在程晋升的形容里，1990年代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家们，最希望拥有一所能够从幼儿园到高中、24小时不间断、以期代替父母照看儿女的学校。

一大批北京的名校，也纷纷在那个时节“来到”了广东：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分别以不同形式与广东当地民办学校建立了合作；一批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名校长们，也陆续被聘为这些民办学校的校长或特别顾问。

在最初创立的5年间，碧桂园学校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打的就是“北京景山学校广东分校”的名头，与北京景山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景山学校原党支部书记贺鸿琛教授，时任校长崔孟明，也频频南下顺德指导工作，培训老师。

“这是当时整个广东民办学校的常用做法。让学校在知名度上迅速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程晋升这样说道。

港澳台商、海外华侨、民营企业家的子女们，很快成为了这批民办学校里的学生。以碧桂园学校为例，办学第一年，招收了1300余名学生。

“素质教育”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的300多人增加到2018年的66万人，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源国。——2019中国留学论坛

程晋升回忆，1994年时，全国有近400家民办学校，199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200多家，“但与公办学校相比，它的规模和影响力依然很小。”

体制之外，民办学校为了发展，会强调自己“双语教学”“个性培养”“素质教育”的特质。广东最早一批民办学校，先后走上了这条差异化的道路。“因为不强调差异化，民办学校只能是死路一条。”碧桂园学校幼儿园园长张军这样说道。

张军自己就是“差异化”发展的“受益人”。1994年，张军离开工作两年的公办学校，来到这里担任初中英语老师，1998年，学校幼儿园为了走“双语化”的发展道路，开展副园长竞聘，其中一个不同以往的条件就是“英语专业毕业”，张军抓住了这次机会。

中国加入WTO的影响很快来临，社会各界与国际各方的交流如潮水涌来，在那段被坊间称为“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里，人们学英语、吃西餐、出国旅行，尝试一切可以与国际接轨的事务，当然也包括新晋城市中产们按照“素质教育”的设想养育孩子。

民办学校也迎来了更大市场。“‘双语化’后，我们又开始朝着‘国际化’努力，”张军举例，“带领教师出国交流、引入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国际课程、与其他学校开展合作……公办学校比不上我们的灵活性。”

来自湖北武汉的刘一加，就有这样一位妈妈。

打理精致的发尾、合体的衣着，逻辑清晰的谈吐，刘一加的妈妈在每周五放学时，都会从中山来到顺德，把刘一加接到亲戚家。三年前，女儿要求转学到广东佛山，妈妈于是辞职，开始了她南下陪读的生活。

“在武汉看到周边上公立学校的孩子家长们个个愁择校、愁老师、愁作业，把一家人弄得身心疲惫，我就希望按照当时‘欢乐教育’的做法，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换一种环境成长。”刘一加的妈妈这样说道。

辞职前，她和丈夫都是武汉高校的老师,“我们夫妻都从应试教育里过来，不是说它不好，它肯定越来越好，但它现在肯定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辞职后，丈夫继续留在武汉，她则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中山的亲戚家里，“小女儿还没上幼儿园，为了孩子，我们大人总是要做出一点牺牲”。

碧桂园学校里的高中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会进入“国际名校”。“我的孩子喜欢英国，以后希望去英国读书，我们来到广东给他挑选民办学校，就是为了他以后升学做准备。”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应轩朗和母亲，就是碧桂园学校诸多外地求学家庭中的一员，这所学校里最远的家庭来自新疆。

在应轩朗的母亲看来，若要单凭成绩，儿子已经无法再与公立学校的孩子作比，但这也不是她最挂念的事。赵思涵可以成为刘一加和应轩朗未来的模板。

与绝大多数处于青春期的中国学生相似，赵思涵身着校服，不施粉黛，小麦肤色，将头发全部梳成马尾别在脑后；但又少有高中生的羞涩，不吝对陌生人展露笑容，露出弯弯的眼角，侃侃谈起她的学校生活：每天与升学顾问研究申请文书的写作、准备托福和SAT考试、参与学校里自己创办的模拟法庭和社工两个社团、在每个周末更新自己运营了两年的公众号……

“想去斯坦福是因为我对社会学、社会工作感兴趣，而在更长远的职业规划里，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交谈过程里，赵思涵显得自信且对未来充满希望。

“拥抱”资本

只有在拥有巨大资金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独自运行一家民办高等学校，而且规模化经营的挑战更加严峻。——《民办教育蓝皮书：中国民办教育产业发展报告（2019）》

程晋升发现，近些年里，更富裕的人群已经不再满足将孩子们留在国内，“有大钱的更倾向送到国外的国际学校”，国内和国外留学的人群规模接近平均分，碧桂园学校走向海外，就成了他的新目标。

在走向国际的步伐下，民办教育机构为了发展，在二十年前就尝试过拥抱资本，即便这一尝试，也让一批先行者们折戟。

1993年开始，收取“教育储备金”的做法在广东的民办学校间流传开来。其具体操作就是学生入校时，家长向学校交纳一笔十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储备金，这样学生日后在校就读就不需再交任何费用，与此同时，校方承诺，在学生毕业转退学离校时，会如数退还这笔钱，日常校方则会利用这笔资金进行经营，以支付学生花费。

“教育储备金”的做法曾让广东的民办学校在五年间扩展到了四十多家，据媒体报道，在1999年初期，广东省民办学校的教育储备金规模已达几十亿元。

随着银行利率调整，一些民办学校无法按期兑付教育储备金、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开始出现，1999年，广东省教育厅明令叫停“教育储备金”。“已收取教育储备金的学校，应加大力度清退，转为收取学杂费。”文件这样写道。

一批民办学校照样倒了下去：1999年，顺德亚加达学校因投资失误停办；2002年，原珠海华夏学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戴俊明因挪用资金、抽逃出资等罪名被法院判刑；同年，惠州超能双语学校因资金链断裂停办；2006年，深圳华茂实验学校倒闭并被宝安区教育局接管……

“办学质量没问题，学校管理没问题，但资金链和经营却出了问题。”程晋升至今也为这些学校感到惋惜，他回过头发现，“那些重仓投资了股票的学校，大部分都难以为继，而投资了房地产的，结果都还不错。”

随后的十余年间，碧桂园学校依靠“地产+教育”的模式，在地产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跟随集团的楼盘，在全国铺陈开来。

吴华观察，目前大多数民办学校在市场影响力和管理层面无法达到碧桂园学校的水平，但在教学质量上能达到其水准的，“也不在少数”。他计算，2002-2018年间，民办学校在校生从1148万增长到5378万，增幅4230万，同期，公办学校在校生减少了2200万，特别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增加了1000万，公办减少了4400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民办学校？因为它的性价比高过公办。这是人类普遍的行为准则。”吴华这样说道。

2017年，中国公司频频出走海外寻求上市，以碧桂园学校为代表的教育产业，也从碧桂园集团业务中剥离，更名“博实乐”，在美国纽交所独立挂牌。

“收购国内教育机构，需要资本市场融资；与国外学校合作，也需要走向海外。”同时担任博实乐集团副总裁的程晋升这样说道。

社会责任实验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一直以来，政策对我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到博实乐幼儿教育板块的发展方向时，程晋升这样说道，这也是他在回顾碧桂园学校25年来的发展时的一个切身感受。

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发。这份被称为“幼教新政”的意见文件，在行业内引起了巨震。文件规定，计划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5%，普惠园覆盖率80%，明确要求必须规范建立民办幼儿园，遏制企业单独建立幼儿园或将幼儿园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的过度逐利行为。

“虽然遏制过度逐利行为不等于遏制民办学前教育，但是仍对民办园监管带来极大挑战。”《民办教育蓝皮书：中国民办教育产业发展报告（2019）》这样写道。

学前教育占据了博实乐教育发展版图中的很大部分，但这些幼儿园大多又属于“20%”的非普惠园。“珠三角的需求，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太一样。”程晋升解释道。“新政”出台后，博实乐成立了专门研究普惠幼儿园的事业部。

博实乐幼儿园事业部总经理李晓刚回忆，从2017年开始，一些省份对新建幼儿园的审批就开始规避如“双语”“国际”一类字眼，“新政”的出台，“意味着你要做出一个选择”。

博实乐做出了选择。未来三年里，集团计划开办100家普惠性的社区幼儿园，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大背景下，输出管理人员和管理模式，强调品牌的规范与品质，“（发展）将逐步转向，把重点放在普惠园上。”李晓刚这样说道。

实际上，开办普惠幼儿园并非碧桂园集团第一次以民企身份介入教育公平和社会公益事业。2002年，全国第一所纯慈善、全免费，招收成绩优异贫困学生的普通高中国华纪念中学在广东顺德开办，十几年来从这所中学毕业的近3000名贫困学生，全部改变了命运；2014年，另一所对贫困学生免除学费的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也在广东清远正式开学。

2018年起，博实乐每月邀请对口帮扶地区的50名乡村教师来到学校交流学习。程晋升发现，年轻一辈乡村教师素质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他们缺乏的，其实是工作中的带头人。“靠他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怎么能走出来呢？”

博实乐旗下碧桂园实验学校的美术老师吴凡和体育老师周港成就多次参与了这种交流。

2019年，学校接待了4批来自清远的乡村教师，其中一位姓陆的老师，每个月都来。周港成回忆，第一次来时，陆老师把学校从语文到体育的课程都问了一遍；第二次来时，他向周港成提出自己对于课程的想法；到了第三和第四次时，陆老师已经开始与周港成合作上课了。

“陆老师在清远既教语文，又教体育，与他交流我的收获同样很大。”周港成这样说。而在吴凡看来，与这些乡村教师接触过后，“除了工作环境，感觉我们之间的差距，好像也不大。”